余泽民在1991年移居匈牙利，从事文学翻译与创作，在拉斯洛之外，还译介有凯尔泰斯·伊姆莱、艾斯特哈兹·彼得、马洛伊·山多尔等匈牙利作家作品20余部，2017年获匈牙利政府颁发“匈牙利文化贡献奖”，其参与的《撒旦探戈》中文版翻译工作，被誉为“翻译史上的奇迹”。
余泽民和拉斯洛
面对澎湃新闻记者，余泽民坦言，自己一直在期待拉斯洛获奖，也觉得他是希望最大的，“花这么多精力翻译他，当然希望他获奖。而且他的书现在是我翻译的作者里头，可能是翻译最多的，因为已经出了3本了，马上译林又出一本，然后我这儿还有俩合同，等于现在就有6本。”
对于拉斯洛的获奖，余泽民表示不意外，“我想好多读者，还有出版社，都等着他呢。对于他的评价，这么多年，尤其国外文学节，就是始终如一。”
“翻译拉斯洛，就是累。我现在将要出版的这本，叫《温克海姆男爵返乡》（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），更累。比《撒旦探戈》还要厚，而且结构更复杂。”
尽管累，但余泽民却不由自主地被拉斯洛的作品吸引，首先被作品的主题和结构，然后是语言。
“他的主题，就是能获诺奖的作家。”
“他就是始终如一都咬住这么一个主题，就是写人类的命运的轮回。他就是一直在质疑人类社会是否真的在进步，是不是总是在一个陷阱里边。像‘魔鬼探戈’似的，往前走两步，再倒退两步，其实始终没有进步。这种质疑，实际上也是对人类的发展，提出一个警示。”
“从20岁开始写第一本书，他就咬住这个点，一直在写这个。现在我觉得已经有很多人对他有点厌倦了，就是觉得怎么都是重复自己的一个论调啊。”但在余泽民眼里，这其实恰恰说出拉斯洛的伟大和杰出之处，“我觉得从这点讲最佩服他的，他不是那种投机作家，投大家所好。”
《撒旦探戈》电影海报和书封
对于拉斯洛的获奖，余泽民认为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个文学传统的回归。他坦言，相比去年的韩江得奖，他更乐于看到拉斯洛这种更为传统的文学获奖。
“我觉得他的文学更传统，能承载最沉重的东西。”
而拉斯洛接续的是东欧文学的传统：始终对世界有怀疑，始终有沉重悲观的这个基调，但又始终怀抱希望，希望给人以警醒。他虽然写得再沉重，他的目的还是惊醒。“我觉得这些都是东欧的特质，而且没有那种文学狂欢，他自己就是一直这么耕耘。”
“我觉得文学还得更宽广。所以拉斯洛获奖肯定是没争议的，没有人会质疑。”
中国读者对于拉斯洛的认知，可能很多都与电影《撒旦探戈》有关。余泽民认为，电影对拉斯洛很重要，“因为说是贝拉·塔尔的电影，但实际上拉斯洛是参与者，他占了2/3，书是他写的，剧本是他亲自改编的，贝拉·塔尔只是他作品的电影语言的实现。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肯定是很重要，他很看重，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去做。”
“而且像贝拉·塔尔的其他电影，像《都灵之马》，还有《伦敦来的人》，也都是他写的剧本，虽然不是根据他书写的，是他自己直接写的剧本，那这个就是他对电影的看法，不言而喻，等于他也愿意用电影的变奏，来表达他的一些主题。我觉得这也是他跟很多作家不一样的地方。”
拉斯洛对中国很有兴趣也很有好感。这种兴趣和好感，在余泽民看来，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访问中国，此后就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好感。
“我觉得也应该感谢文学翻译，就是感激那一代的匈牙利翻译家，他们翻译了李白，成为拉斯洛认识中国、认识中国文学的开始。”
